春秋时期的战乱与变革
从公元前770年到前476年，春秋时代历时近三百年，整个时期充斥着战乱与动荡，堪称风雷激荡，烽火连天。根据《春秋左氏传》记载，仅军事行动就有超过480次之多。
司马迁曾说：“春秋之中，弑君三十六，亡国五十二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，不可胜数。”春秋时期，诸侯列国数量众多，一度达到140多个，然而在长年不断的兼并战争中，最终仅剩几个较大的强国，这些大国之间相互争斗，争夺霸权地位。
此时，周天子的权威已经大幅下降，诸侯国逐渐强盛，周天子反而变成了依附于强大诸侯的存在。为了争夺霸主地位，各强国展开了激烈的战争，史上被称为“春秋五霸”的五位诸侯则是齐桓公、宋襄公、晋文公、秦穆公与楚庄王。
春秋时期的历史，主要由孔子所编定的鲁国史书《春秋》所记载。此书不仅记录了鲁国的大事，还详尽地叙述了当时各诸侯国之间的战争与外交活动。总的来说，《春秋》的立场是尊崇周天子、尊敬国君，正因为其极简的记载风格，许多人认为《春秋》为解释春秋时期的历史而做出补充，故而出现了众多对《春秋》进行注释的文献，其中《左传》就是最为知名的三大注释之一。
展开剩余78%《左传》由左丘明所著，内容大部分与《春秋》相同，学者们普遍认为《左传》是专门为解释《春秋》而作，因此这本书被称为《春秋左氏传》。它成为后世研究《春秋》的重要资料，也是古代私塾教学中的主要教材之一。
毛泽东在少年时代便接触过《左传》，他在1906年在韶山井湾里私塾时，跟随老师毛宇居学习《春秋左氏传》，并从中汲取了丰富的历史知识，产生了对历史的浓厚兴趣。后来的毛泽东在《毛泽东选集》四卷中引用了大量《左传》中的成语典故，足见他对春秋历史的熟悉与热爱。毛泽东常常运用春秋五霸的历史故事来总结历史经验，给人深刻的启发。
齐桓公的霸业
齐桓公（？—前643），名小白，春秋时期齐国的第十五任国君。他是姜太公吕尚的第十二代孙，也是齐僖公的庶长子。齐僖公在内乱中去世后，吕小白成功争取到国君之位，并开始改革齐国政权。桓公任命管仲为国相，实行改革，推动军政合一的体制，使得齐国日渐强盛。
公元前681年，桓公召集宋、陈等四国诸侯会盟，成为第一个在诸侯会议上担任盟主的君主。彼时，各大诸侯国面临外部戎狄的压力，齐桓公打出了“尊王攘夷”的口号，北击山戎，南伐楚国，迅速建立了霸主地位。桓公的霸业得到了周天子的肯定，但他在晚年昏庸无能，依赖易牙、竖刁等小人，最终在内乱中饿死。
毛泽东早年在课堂笔记中写道：“好善而不能用，恶恶而不能去，此郭公之所以亡也。”这句话揭示了齐桓公败亡的原因，即他在任用贤能与惩治恶人的问题上犹豫不决，最终导致了其政权的崩溃。毛泽东深刻吸取这一历史教训，反复提及齐桓公的事迹，并从中汲取经验教训。
晋文公的重返与辉煌
晋文公（前697—前628），名重耳，晋献公的次子。晋献公年轻时非常英明，开疆拓土，然而晚年昏庸，宠爱妃子骊姬，导致王位继承危机。重耳被迫流亡十九年，期间经历了无数艰难困苦。最终，在秦穆公的支持下，重耳回国复位，成为晋国国君。
重耳即位后，汲取外部经验，整顿国内政治，迅速恢复了晋国的强盛。在与楚国的争霸战中，晋文公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，晋国的霸主地位也由此奠定。毛泽东在《论持久战》中提到晋楚城濮之战，认为晋文公的成功得益于其“主观指导的正确”，这场战争成为毛泽东论证战略理论的重要案例。
秦穆公的西部霸业
秦穆公（？—前621），名任好，是秦国历史上非常重要的国君。他注重人才的使用，国力逐渐强盛。在公元前645年，秦穆公在韩原战役中击败晋国，展示了秦国的强大实力。秦穆公在西部的霸业成就，也为后来的秦国崛起铺平了道路。毛泽东特别赞赏秦穆公的领导才能，认为他具有“为下属承担责任”的精神，这为后来的秦国一统天下提供了宝贵经验。
楚庄王的崛起
楚庄王（？—前591），名旅，是楚国的一位传奇国君。他在位初期，生活放纵，未曾理政，直至在大臣的劝谏下才逐渐振作。随后，他大力整顿内政，任用贤能，逐渐将楚国建设成为强大的霸主。楚庄王先后征伐多个国家，最终成为春秋时期最强大的霸主之一。
毛泽东十分欣赏楚庄王“一鸣惊人”的事迹，曾在多个场合引用这一典故。他指出，楚庄王的崛起不仅为楚国打下了基础，也展示了从困境中重生的可能性。毛泽东认为，这一历史故事同样适用于中国革命中的艰难时刻，启示人们要善于抓住机会、实现逆转。
宋襄公的失败
与其他春秋五霸相比，宋襄公的霸业显得有些可笑。他在泓水之战中，由于过于坚持“仁义”的原则，最终导致了宋军的惨败。毛泽东在《论持久战》中批评宋襄公的军事决策，认为他过于保守、不懂得适应战局变化，最终导致了宋国的衰落。毛泽东甚至以“蠢猪式”来形容宋襄公的失败，认为这种过分强调道德和仁义的领导方式，最终无法取得成功。
总结
毛泽东对春秋五霸的评价，既有肯定也有批评。从齐桓公、晋文公、秦穆公、楚庄王到宋襄公，毛泽东的历史分析深刻揭示了领导者在困境中的抉择、战略、决策与智慧。春秋五霸的兴衰不仅反映了各国的命运，也为后来的政治和军事理论提供了宝贵的经验与教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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